三、 研究设计
（一）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原因是：（1）本研究探讨全球政治风险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韧性机制，案例研究方法适合解决此类“怎么样”类型的研究问题（Eisenhardt，1989）。（2）韧性研究高度依赖于情境，美国政府的政治打击是中美摩擦加剧情境下中国高科技企业面临的新问题。单案例研究能够保证案例研究的深度，进而在丰富信息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新的理论框架（Pan和Tan，2011）。（3）纵向案例研究方便呈现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因此能够观察各个时间节点上的关键事件并识别其因果逻辑链条（Eisenhardt，1989）。通过合理划分阶段对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将有助于反映案例企业的韧性反应在不同风险时期的变化，从中探索案例企业组织韧性的演化过程，归纳出增强组织韧性的有用见解（Bullough等，2014）。
（二）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为”）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个：第一，内容适配性。2018年的“华为事件”一度成为国内时政热点话题，从2002年进入美国市场到2018年遭受政治打击，华为经历了组织韧性不断加强并且经受美国政治打击考验的全过程，与研究主题相匹配。第二，案例企业的独特性。美国政府的打击目标往往是在全球实现深度纵向分工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他国企业，华为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之一，而能在高强度的政治打击下表现出较强组织韧性的企业则更加稀有。因此，华为面对全球政治风险的组织韧性演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而独特的研究素材。第三，数据易获取性。一方面，华为自2006年起每年发布企业年报，同时广受媒体、学者的关注，二手资料非常丰富；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团队与华为的部分中高层管理者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有利于一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保障研究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
（三）案例描述
华为成立于1987年，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和排名第二的手机品牌企业。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8 588.33亿元，净利润626.56亿元。华为的国际化始于1996年，先后进入俄罗斯、欧洲、亚非拉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但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华为遭遇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全球政治风险从萌芽到最后全面爆发，发展时间轴与华为的主要韧性反应如图2所示。
关于全球政治风险阶段的划分，研究团队在分析案例素材的基础上与访谈对象进行充分讨论后确定。华为某高管在接受访谈时指出：“思科事件引发了华为对全球政治风险的警惕，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因此，本研究以思科诉讼发生的2003年作为全球政治风险萌芽阶段的起点。“2010年到2012年是关键阶段，美国政府不仅多次干预华为的在美业务，并且首次针对华为发起听证并出具了调查报告”，据此，本研究将2010年华为竞标Sprint Nextel项目受阻作为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化阶段的起点。而风险全面爆发则以2018年为起点，当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华为展开调查，拉开了对华为实施全面打击的序幕。
（四）数据收集
案例企业的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其中调研访谈的过程如下：第一阶段是2019年9月至10月，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的风口过后，研究团队2次访华为，围绕“全球政治风险与组织韧性”展开深度访谈。第二阶段是2020年9月至11月，华为的芯片和操作系统被禁用后开展了2次跟踪访谈，更新“华为事件”的进展和丰富相关的细节内容，并就案例阶段划分进行讨论。第三阶段是2020年12月，研究团队再次与华为高管展开了1次深度访谈，探讨研究的主要观点，同时更新数据。除了正式访谈，研究团队还多次通过电话和微信与华为的受访者联系，核实关键数据。在二手数据中，华为高管围绕企业风险文化与“华为事件”的公开发言也构成研究的关键数据资料。多重数据来源之间形成三角验证，使得研究数据能够互相检验和补充，有效提高了本研究的信度。
（五）数据分析与构念测度
参考Pettigrew（1990）提出的纵向案例分析策略，数据分析的过程如下：首先，构建时间轴，将所有资料按照时间序列整理，以厘清华为所面临的全球政治风险的发展过程及其应对举措。其次，主题叙事分析。与案例企业的受访者共同讨论，确定全球政治风险发生变化的重要事件与时间节点，进行阶段划分。最后，数据编码。第一步，以理论分析提出的研究框架为基础，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案例资料进行编码，将素材标签化，编入一级编码库。编码时采用两位英文字母加数字的方式对编码命名，其中第一个字母反映数据发生时间所处的阶段（风险萌芽阶段为G，风险明朗化阶段为C，风险全面爆发阶段为B），第二个字母代表数据来源（一手数据为F，二手数据为S），而数字则代表具体资料在数据库中对应的编号。第二步，抽象化。将提炼的标签对应不同阶段进行归类，然后与测量变量的内涵进行比对，将标签凝练为关键词，形成二级编码。第三步，对第二步提炼的反映同一概念的关键词进行归类合并，分析其表达的概念涵义，确定编码结果，形成三级编码。第四步，根据研究框架的逻辑线条对编码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编码整理，总结研究结论。
关键构念及编码结构如表2所示，其中风险文化与意识、风险识别、韧性激活、战略调整、韧性表现借鉴了现有文献中的概念和测量，韧性基础则是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启发下提出的新构念。风险文化与意识贯穿华为组织韧性形成与演化的全过程，因此本文只在全球政治风险萌芽阶段进行探讨。此外，本文认为：在政治打击降临前，韧性激活和战略调整改变的是组织的韧性基础，而韧性表现是组织在政治打击下呈现出的耐受度和恢复力，只有在打击真正降临后才能观察到（Linnenluecke和Griffiths，2012）。因此，本文将华为的韧性表现视为各阶段韧性反应的最终结果，集中反映在风险全面爆发阶段。
网址引用: 华为公司案例: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思谋网. https://www.scmor.com/view/6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