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研究结论
（一）在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高度依赖于风险萌芽阶段的风险识别能力
政治打击与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破坏性事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服务于国家战略。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崛起，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打击目标，这些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在关键技术环节对美国供应商存在严重依赖，为美国政府实行精确打击和连续打击提供了可能。这些关键环节具有技术壁垒高、突破难度大的特点，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补短板。只有在风险萌芽阶段识别出全球政治风险，才可能为后续的战略调整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从而在打击降临时表现出高韧性。现有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指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识别环境威胁本身就非常困难（刘家国等，2019）。再加上政治风险在企业管理中处于次要地位（Asif等，2019），不属于风险管理的传统领域，使得风险识别和评估的难度大为提升。本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忧患意识会促使管理团队采用主动识别模式，对环境威胁做出超越风险事件本身特征的解读，从而在全球政治风险萌芽之初做出准确判断。
（二）韧性基础、风险文化与意识能促进企业在识别出风险后选择激活韧性
韧性激活是风险识别与战略调整之间的环节，现有文献对韧性激活的关注较少（Burnard等，2018）。本研究认为，在逆全球化情境中，韧性激活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能很好地解释在全球政治风险已明朗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企业拒绝做出战略调整。中国高科技企业要在被美国企业长期垄断的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发现，在全球政治风险萌芽阶段，企业的韧性基础往往无法独立支撑开启战略调整的意图，韧性激活高度依赖于组织风险文化，具有忧患意识的企业更可能做出未雨绸缪式的反应。在全球政治风险逐渐明朗后，能否激活韧性则更多取决于韧性基础。此时留给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的时间已不多，韧性基础不足的企业没有信心在有限的时间内弥补企业业务上的薄弱环节，尤其是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见到明显成效的核心技术环节，因此面对全球政治风险，企业没有激活韧性的动力。相反，韧性基础扎实的企业更可能对明朗化的全球政治风险做出积极反应。
（三）增加灵活性是韧性激活的首选方向，增加冗余是高风险环境下的韧性激活策略
企业在增加灵活性上的投资（如加大对核心环节的研发投入）不但能在全球政治风险爆发后提高企业的韧性，而且有利于企业减少对核心元器件供应商的依赖，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地位和租金攫取绩效（Lee等，2020）。而在增加冗余上的投资（如增加库存）则只有当风险爆发后才具有价值，在此之前，只能形成成本。因此，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增加灵活性比增加冗余更有价值（Hosseini等，2019）。
（四）在他国政府发起的政治打击下，各个子系统的韧性共同决定了组织的整体韧性表现
与恐怖袭击等政治破坏只影响供应链的连续性不同（Aisen和Veiga，2013），国家制裁对企业的市场和供应链同时展开打击，企业在任何一个子系统上的脆弱都会导致组织整体缺乏韧性。市场多元化有助于避免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在市场禁入下保持更高的市场韧性，为组织对抗逆境提供丰富的财务资源。供应链冗余使得企业不至于在断供打击下立刻陷入休克状态（Kamalahmadi和Parast，2016），得以在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案的时期保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而内部韧性则为组织修复供应链中断提供了重要支撑，基于产业链安全导向的研发战略使企业在控制力强的核心环节具备商业化能力，在供应链中断后能迅速以自制替代外购。其结果是，企业不但在政治打击下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且一旦挺过危机，企业当初被迫在全球供应链核心环节进行的投资将转化为企业新的核心能力，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市场地位和价值获取绩效将因此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
七、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一）理论贡献
1. 本文对组织韧性研究的理论贡献。本文揭示了在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破坏事件下，组织韧性的形成机制，创新性地引入了韧性基础和韧性激活两个构念，并对此展开剖析。全球政治风险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逆境事件，现有韧性研究缺少对这类事件导致的组织业务中断的关注（Burnard等，2018）。以国家制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政治风险具有精确打击和连续打击的特征，与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其他逆境事件形成重要区别，企业韧性反应过程也因此具有不同特征。首先，本研究发现风险识别能力对韧性表现具有重要影响，并提供了经验证据。大多数组织韧性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都在遏制危机而非预测危机上（Linnenluecke，2017），但在全球政治风险下，预测危机更重要。由于企业只有在打击降临前做出充分的战略调整，才能表现出良好的韧性。因此必须在风险萌芽阶段就做出准确判断，才可能为战略调整争取足够的时间。其次，在现有韧性研究几乎完全忽略了韧性激活环节（Burnard等，2018）的背景下，本研究明确了韧性激活的方向和具体举措，同时提出韧性基础的概念，用以概括风险事件发生时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与流程。这两个构念的引入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面对全球政治风险时能较早地做出反应，得出的结论为理解全球政治风险下的企业韧性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最后，本研究发现全球政治风险作用于企业的各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的协同韧性反应不但能推迟危机的到来，而且使企业在打击下表现出更强的韧性。这有助于理解组织韧性的过程，并因此证明了组织韧性的整体性质。
2. 本文对国家制裁研究的理论贡献。政治学文献高度关注在由西方国家发起的制裁中，被制裁对象的应对策略（Guter-Sandu和Kuznetsova，2020）。但相关研究大多站在制裁发起国的角度，回答如何提高制裁效果的问题（Christie，2016），且采用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Matera等，2019），未将非国家主体纳入其中。事实上，在全球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的背景下，美国正越来越多地将中国企业作为制裁对象，本研究针对这一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新现象，以遭受严厉制裁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针对高科技企业的政治制裁方式主要是市场禁入和断供，制裁对象对风险的早期识别和韧性激活，以及持续的战略调整有效减弱了制裁效果。本研究拓展了国家制裁的研究对象，站在制裁目标的角度回答如何在国家制裁下保持组织韧性，由此得出的结论对现有制裁领域的文献形成补充。
（二）实践启示
现有研究认为采取主动行动将损失最小化是管理风险的有效方式（Dubey等，2021），而被动反应同样能减少逆境事件带来的影响（Ivanov等，2014）。但本研究发现，由于政治打击瞄准企业的薄弱环节，其具有的精准性将导致采用被动反应策略的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因此，受全球政治风险影响的企业必须及时激活韧性反应，进行主动的战略调整。具体而言，在美国全力遏制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应将持续生存作为首要目标，高度重视全球业务的合规性，避免给予美国实施打击的合理借口。同时，调整全球市场战略，提高国内市场在全球销售收入中的贡献。另外，在由美国企业掌控的全球供应链核心环节，要敢于发起技术攻关。掌握核心技术并具备商业化能力，是在政治打击降临时保证业务连续性的根本。当然，在所有由外国企业控制的环节进行技术积累，即便对于实力雄厚的全球性领导企业而言，也是不现实的。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高技术行业中的领导企业有必要从之前的竞争关系转变为竞合关系，联合行业力量，尽快打造国内供应链，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组织韧性只有在破坏事件发生后才能表现出来，因此，研究对象必须选取遭遇破坏事件的企业。本研究以遭遇美国政治打击的华为公司为对象，研究其韧性反应过程，需要进一步验证研究的稳定性。随着遭遇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数量的增加，未来可对更多不同属性特征的企业进行案例研究，探索全球政治风险下影响组织韧性的其他因素。
网址引用: 华为公司案例: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思谋网. https://www.scmor.com/view/6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