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等：跨境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生产决策、税收补贴与社会福利

原文引用：蒋云, 李巍. 跨境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生产决策,税收补贴与社会福利[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3, 43(12): 3587-3605.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物流信息与仿真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摘要：针对跨境农产品贸易情境下，消费者对生鲜度要求高以及农产品税收补贴机制极具针对性等特征，通过构建农产品供应商，出口商和进口商三级供应链，结合跨境贸易常用商务模式，探讨了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政策和商务模式偏好以及政府财税政策制定问题。结果表明：当冷链物流服务保鲜努力成本系数满足一定的条件时，在FOB (Free On Board)和CI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两种商务模式下，各供应链成员存在唯一的均衡决策，且部分最优决策受财税政策的影响方向是不随政策情形变化而改变的，针对农产品供应商的补贴政策能够使得出口商，进口商收益；各供应链成员对不同财税政策情形以及商务模式的偏好是一致的；基于出口国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进口国市场规模（市场需求对零售价格的敏感度）是实行财税政策重要的依据，不同的规模决定了财税政策的复杂度，而具体的财税政策参数参考阈值取决于市场需求对零售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供应商单位生产成本与最小市场需求。基于全球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还应当将冷链物流服务保鲜成本系数纳入考虑。此外，社会福利亦受到生鲜农产品易腐性和进口商特征的不同影响。在当下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稳外贸扩内需的关键时期，本研究可以为政府的农产品针对性财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跨境生鲜农产品贸易；跨境供应链；财税政策；商务模式；（全球）社会福利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业贸易规模继续扩大，全球农业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2020年以来，我国已稳居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据中国海关数据，2022年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2.1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8%。推动更多的农产品“走出去”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与此同时，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支持政策聚焦稳外贸扩内需。具体到农产品国际贸易，针对农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多年来持续实施，对农户、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产品补贴等惠农政策也十分常见。

生鲜农产品国际贸易区别于一般工业产品，一是目标市场的消费需求特征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口特征等使得消费者需求差异化，二是针对农产品的非关税壁垒层出不穷使得各出口国政府采取措施以帮助农产品企业应对现实困境成为常态，三是跨境远距离运输面临保鲜的难题，对于出口商而言，冷链保鲜服务水平的高低是影响盈利能力的关键。考察上述生鲜农产品贸易中的特征，并引入典型的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以及常见的农产品补贴政策，讨论这些政策对跨境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对政府财税部门的针对性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内容

本文建立了由农产品供应商，出口商以及进口商组成的跨境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将国际贸易环节刻画到供应链上下游主体关系，并考虑跨境贸易最典型的两种商务模式（FOB和CIF），重点研究国内的财税政策对不同商务模式下跨境供应链上三级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影响，其中，引入了针对农产品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并结合典型的农产品供应商补贴政策提炼为两种政策情形。将政府的财税政策施策目标作出区分（包括出口国本国社会福利角度，全球社会福利角度以及消费者剩余角度），为政府财税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指引。本文尝试解决如下问题：(1)考虑给定两种财税政策情形，不同商务模式下，农产品供应商，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最优决策，包括定价和冷链保鲜努力决策；(2) 基于财税政策对利润的影响分析，供应链成员有怎样的政策偏好和商务模式偏好？(3) 政府作为施策者，基于不同的社会福利目标（本国社会福利，消费者剩余，全球社会福利）如何进行财税政策的选择？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3.1 主要结论

(1) 在经典商务模式下，农产品供应商，出口商，进口商存在唯一均衡决策。都受到财税政策的影响，并且对部分决策的影响不受其他因素干扰，不论是仅有出口退税政策，还是有出口退税且补贴农产品供应商政策情形下，出口退税率对出口价格，冷链物流服务保鲜努力的影响始终一致。补贴率与之类似，值得注意的是，出口价格能够间接受到供应商单位产品补贴率的影响，即出口商同样受益于补贴供应商的政策，冷链物流保鲜服务努力尽管在不同政策情形承担主体不一致，但仍总能受益于两项政策。

(2) 在两种商务模式下，于各供应链主体而言，均为补贴供应商和出口商享受出口退税并行的政策情形下利润较之仅有出口退税政策情形下更优。而在两种财税政策情形下，均为FOB模式下利润较之CIF下更优。前者表明补贴政策使得供应链下游主体同时受益，后者表明进口商承担跨境冷链物流运输不仅享受到需求增加的收益，同时降低了补货成本。

(3) 从财税政策制定者角度出发，如考虑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进口国市场规模（市场需求对零售价格的敏感度）是实行财税政策重要的依据，不同规模决定了财税政策的复杂度，而具体的财税政策参数参考阈值取决于市场需求对零售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供应商单位生产成本与最小市场需求。一般水平下的市场规模，不适宜实施补贴政策的情形有且仅有两类特征之一：一是较高的出口退税率，二是较高的补贴率，前者表明仅实行出口退税足以使得本国供应链成员收益最大化，后者表明补贴政策的成本过高以至于同时实行出口退税和补贴政策反而收益较低。

(4) 从全球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本文发现在进口国市场规模的基础上，冷链保鲜服务成本系数也是实行财税政策的依据，不同的市场规模与不同的冷链保鲜服务成本系数组合决定财税政策的复杂度。除了足够小的冷链保鲜服务成本系数或者一般水平下的冷链物流服务保鲜成本系数和足够大的市场规模组合两种情况下，没有实施补贴政策空间，其他情况则类似考虑出口国社会福利。此外，考虑生鲜农产品的易腐性特质时，越高的易腐性使得FOB商务模式下社会福利增速越快，考虑进口国市场异质属性——中小企业规模型进口商时，社会福利目标受到财税政策影响有所不同。

3.2 政策建议

(1) 冷链物流保鲜服务水平仍需重点关注，尽管不同商务模式使得冷链物流保鲜服务承担主体发生改变，但退税和补贴总是使得出口商，进口商愿意提高冷链物流保鲜服务水平，因此在合理情况下尽可能提高退税率和补贴率水平是恒利于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生鲜农产品的。另一方面，从应对东道国贸易保护主义角度出发，为了规避“低价出口倾销”指控，则可考虑降低退税和补贴水平。

(2) 在承担跨境冷链物流保鲜服务的成本与贸易合同议价权额外收益，财税政策带来的收益三者的权衡中，进口商占据有利地位，除非出口商能在贸易合同中获取除了买方支付运输保鲜费用之外的利益，出口商一般更适合选择FOB合同。

(3) 出口国政府以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应当根据不同的进口国市场规模（或进口国市场需求对零售价格敏感度）来确定财税政策复杂度，而具体的退税率和补贴率水平则参考市场需求对零售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供应商单位生产成本与最小市场需求等因素，若考虑全球社会福利最大化，应将冷链物流服务保鲜努力成本系数纳入考虑，如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情况等影响成本因素。

(4) 消费者福利与企业利益最大化时常是冲突的，在政府给予了供应链上成员有益的财税政策支持情况下，应考虑引导企业关注消费者诉求，如新鲜度，减少产品交付时间以及防止货损等，从而实现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上升，尽可能减少企业和消费者的政策偏好偏离。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一，受启发于越来越多的跨境生鲜电商通过采取海外仓等形式发展自有物流形式，我们认为，从事进出口企业从自身出发，提升冷链物流服务保鲜努力水平成为越来越需要探讨的问题，这是当前文献较少关注的；

二，从跨境背景下的农产品供应链现有研究来看，目前较多关注不同商务模式下的比较研究，或者以一种商务模式为背景研究链上成员的绩效优化，本文尝试着眼于刻画跨境生鲜农产品贸易完整的供应关系，以识别不同的政策针对对象，更好地评估施策效果；

三，关于农产品供应链政策的研究，较少涉及跨境财税政策，本文则试图在考虑出口退税基础上对不同财税政策情形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从政府视角出发，评估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福利分析，针对非跨境背景下的供应链，社会福利较为清晰。

针对跨境供应链，本文认为出口国政府衡量政策效益可从两个角度进行社会福利分析，一是考虑境内主体的收益，这与传统的分析思路契合，定义为出口国社会福利，其二则是对于境外主体赋予同等国民地位待遇，纳入成本效益分析，定义为全球社会福利。从而为政府政策制定从目标视角提供了拓展：为出口国政府提高生鲜农产品跨境供应链运作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对提升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全球社会福利层面的结论，对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下，游说东道国政府加强贸易合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在未来拓展方面，农产品跨境冷链运输还受到贸易距离等因素影响。同时，当前国际贸易形式不断变化，各国进口贸易政策也随之改变，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如何动态地适应贸易不确定性等问题是进一步可探讨的重点。